小城何以走出“大先生” ——从《陈平原文集》出版说开去
小城何以走出“大先生”
——从《陈平原文集》出版说开去
访谈嘉宾：陈平原 林伦伦 黄景忠 李闻海
整理者：邢映纯 池曼 林淳爽
2024年2月6日，大先生一场《从小城走出的小城大先生》的活动在古城潮州简朴却热烈地举行。
这座小城，何走九游自近现代以来，出从陈平涌现出许多学子们仰慕的原文名师——国学大师饶宗颐，一代词宗詹安泰，集出与赵无极同学并深受其推崇、版说回潮州执教金中英语课的开去庄华岳，执鞭省内高校的大先生詹伯慧、曾宪通、小城饶芃子等等，何走而在北大讲堂上深受学生喜爱的出从陈平陈平原先生，继《故乡潮州》出版后，原文于岁末年初，集出又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版说煌煌二十四卷《陈平原文集》，再次点亮人们对这位从古城走出的“大先生”的关注。
师，老师，潮州人仍保留古朴的称呼——“先生”。
小城何以能走出这么多的“大先生”？他们的出现，与潮州文化有没有什么关系？这一天，即便农历新年在即，中国语言文学二级教授林伦伦、韩山师范学院副校长黄景忠仍欣然答应潮州市社科联的邀请，与平原教授一起，从《陈平原文集》出版说起，畅谈潮州“大先生”。有趣的是，参与分享会的几位嘉宾，他们共同的身份，也是“先生”。为跳出“先生”谈“先生”，活动还特地邀请正大集团副总裁李闻海参与，他也是南京工业大学浦江学院董事长。
思维碰撞迸发的精彩绚丽而持久，因为时间限制，一些对话延续到分享会后。
文集的出版和对故乡的感恩
社科联：陈教授您好，编自己的文集，重新审读几十年前文章，自己还满意吗？
陈平原：40多年的写作有得有失，有些早期的文章太幼稚，没有收进来。收进来的，我坚持一个原则，就是除了第一本《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的注释不规范，按照现在的规范做了修正，其他一概不动。文章就像脚印，一步一个脚印，一篇文章也是一个脚印，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没必要再做修正。而且我刚才也说了，从很低的地方起步，一直走到今天，可以说代表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学术或者是人文科学方面的进步。就此而言，这套文集是一面镜子，呈现着我的长处、我的短处、我的遗憾、我的缺失，其实也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这一段历史的印记。所以你说得意吗？当然有很多得意的。失意吗？我不能保证我再换一个环境会做得更好。我们家乡有一句话：“𢭪有猪屎呾有话”（潮州话），就是捡到猪粪的时候我们再吹牛，没捡到的时候你千万别说，这是我们潮州人比较务实的一点。走出这里有46年，回过头来有这一套文集给家乡的父老乡亲说，“猪粪”在这里，40多年成果就在这里，长和短都在这里。
社科联：这也是您将文集的第一场公开活动定在潮州的原因——对故乡表达感恩之情。
陈平原：是，具体我在《赠书的九游目的与心情》中已作了表达。（详见2024年2月6日《潮州日报》）
学人角色的自觉
社科联：几位老师也是陈教授多年好友，教授的很多书你们也都有看过，听说林校长家里还有一个书柜专门放陈教授的书？对这套文集，你们又有什么新的期待？
陈平原：不对，他们告诉我说，不是林老师读我的书多，是他夫人读我的书多。
林伦伦：这个是真的，他每次新书都送给我，后来一个名字变成两个名字，因为我太太抢着要先读他的书。每次几乎是我拿到书，她当天就读的，后来书攒得多，现在家里已经不止24本了，昨天来之前我还专门点了一下，有30多本。
我的阅读体会是“两大一通一正”。一是体量大。《陈平原文集》24卷，内容广泛，涉及文学史、学术史、文化史、教育史等；体裁涉及专著、论文、散文、演讲稿、文化随笔。二是格局大，也可以说是胸襟气魄大。地通南北，放眼世界，谈中大与北大的同与不同，谈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同与不同；谈家乡文化与各地文化的，谈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打破今古中外的界限，追寻远古事物又以今释古，打通时间和空间的隔阂，所以心境愉快。”此所谓 “天地大观入吾眼，文章浩气起太初。”
学术无界限，现在时髦的术语叫做“跨界”，其实还是承认“界”的存在。但事实上，做学问应该是“龙空通虎空”的。从文集可以看到，陈教授从文学到文化，从文化到教育，从文化到文艺，从乡土文化教育到校园教育，这些在他都是相关、相通的。饶宗颐先生认为，真正的“大家”“大先生”，不应该有“专业”的界限。季羡林盛赞饶公的学问之广，他的学问分归八个门类：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书画，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业精六学，才备九能’才能做好学问。”
“正”，从他文章可以看出，他一直是谈经验，说实话，说真话，不说空话套话大话。饶宗颐先生谈做学问要“求真求是求正”，我认为陈平原教授做到了。
陈平原之所以能做到“两大一通一正”，是其学人角色自觉的结果。“先生本是一书生”，他自己说是“职业读书人”，读书人具有“士”之社会责任感，他是一级教授，还是中央文史馆的馆员。一言一行，自觉担当起中国当代读书人的角色。所以商务印书馆的《陈平原文集》介绍说：“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文学术的演变，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的学思历程可以提供一份生动的时代证言。”
黄景忠：我很认同您“学人自觉”的评价。我想从平原教授1993年在《读书》发表《学者的人间情怀》谈起，这篇文章在知识界非常有影响力。主要观点是一个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同时要保持对社会的关注和关怀，要有一种伦理自觉。24卷的文集，可以发现他学术研究有一条轨迹：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谈文学谈学术是平原教授的老本行，谈教育谈文化有点跨界，为什么跨界？这其实就是一个学者以学术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关注。比如他有《老北大的故事》《大学何为》《大学有精神》等谈大学教育的著作，这是针对大学教育追求扩张、追求排名、追求上层次等弊端所做的学术思考和回应，而他的“大学以精神为最上”等观点也在教育界引发共鸣。
虽然他跨界或者转换研究的轨道，但仍保持一个学者的立场与本色：第一，他所转换的领域一定是与原来的研究有关联性的；第二，他对社会的介入是非常懂得遵守学术的本位和学者边界的，他的观点是对历史材料的收集、归纳、提炼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没有经过扎实的研究，或者不是他研究的领域，他不会随便发言；第三，他保持着一个人文学者的立场。他做学问，学问中有“人”的存在。他谈教育，非常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注重师生关系、文化陶冶及精神传承等方面，这就是人文的立场。所以，有伦理自觉、有人间情怀，一直保持着一个人文学者的立场与本色，这是平原教授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我个人很喜欢读平原教授的文章。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研究的领域和我的工作和爱好有较高的相关度。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论文都很好读，不是正襟危坐，很鲜活。学问之中有人，有性情、有趣味。我原来已经有不少他的书，但是文化史这一块没有，所以文集满足我拥有他所有著作的期待。
李闻海：饶宗颐先生跟我说过，治学一定要严谨严谨再严谨。在陈老师这里，我看到他治学的严谨，每一个细节都是非常严谨，这是我很佩服的。有些太严谨的书，看起来太晦涩了，但是陈老师的书不会。读他的书，你觉得他就在你面前娓娓道来，很亲切，很难得。读起来非常舒服。
社科联：看到文集我们也发现，陈教授早年许多旧文至今仍在网上被人反复拿出来成为新热点，比如“大学何以成为大学”等等，看到这情况您是怎样一种心情？
陈平原：情况是这样的，网络传播和以前的学术传播不一样，以前的学术传播是一个金字塔，我通过我的讲课、我的发表影响我的学生，学生再影响他们的学生，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是一个金字塔的传播。
现在社会尤其是现在网络传播是“一竿子到底”，今天这句话说出来，也许是大学教授听，研究生听，本科生听，没上过大学也听，这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所以今天的表达跟以前的表达不一样，今天公众的接受度跟过去也不一样。以前我经常说我的书是写给什么人看的，现在不敢这么说，谁都可能看，也谁都可能不看。今天媒介的影响导致我们整个学术传播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异，所以会有二次开发、三次开发、四次开发。我的论文发表在杂志上或者是出版的著作里，有的一出来就被大家关注；有的不是，有的过了一段时间，突然间某一个事件爆发以后，大家重新捡过来、重新传播，网络上又开始热起来。所以我才会说，我的一些文章日后真正的传播方式是网络传播。本来我是写给学者读的，但没想到日后进入大众传媒，那是靠网络。
社科联：除了传播方式引发的二次、三次开发外，应该也与学者的眼界、前瞻性有关？
陈平原：某种意义上，学者本来就应该比一般人看得远一点，看得早一点，说得快一点，影响才能够传得比较大。所以，文章能够被当下的公众所接受，当然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但我始终保持一个边界。刚才景忠说了，我是站在学者的立场讨论问题，有的文章传得很广，我很高兴；有的文章没怎么传，我也能够守得住寂寞。因为不是所有的话题都适合在大众传媒里面传播的，真正好的研究不一定写完马上就能受关注，也许两年后也许十年后也许一个世纪后才被大家发现，不能够以它是否传播作为我们的评价标准。
多年前，有大学规定，说在网络上传播多少就算是论文，或在中央电视台里面出现十分钟就算什么了，当初我专门批评这个话题。因为学术论文和我们所想象中的传播级别不是一样的，如果学者们整天想着我有10万+，就像我的一个朋友是做新闻学的，他说他基本上能把握住（话题）出来就是10万+。我说我一点都不羡慕你这说法，你首先想的我一定要有十万个观众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说话。说话的腔调立场、对当下的把握以及你对接受者的门槛的设定，会导致你降低自己的水准。某种意义上，能够广泛传播是我自己的幸运，不能传播也没关系。
我传播最广的书你或许想不到，是1992年出版的《千古文人侠客梦》，到今天为止，中外文加起来十个版，但这不等于我这本书就是最佳。我在网络上传播最广的是一篇谈大学的，因为里面为好多大学打抱不平，我说今天的211、985、双一流以后，导致那些没办法进入这个评价体系的大学，像河南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等百年以上的学校，它们的努力很难得到承认。包含刚才景忠在辩解说你不是博士生导师，我不久前专门写文章，要求废除这个称呼，因为这只是一个职务。1981年我们开始建立这一套制度的时候，博士生导师是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以后逐渐变成一个日常的工作。只要你在著名的大学教书，就算不出任何成绩，你也可以是博士生导师了。反过来他在韩山师院教书做得再好，这个学校没有博士点，他就不是博士生导师了。但很多人不懂，以为是博士生导师就会比硕士生导师强，硕士生导师就比本科生导师强，这对那些有比较好的学问但不在名校教书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会给他们做这方面的辩解。
何谓“大先生”
社科联：这让我们想起梅贻琦这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师，潮州人称为“先生”，怎样的人算是“大先生”？为什么在请教这活动主题时，林校长您会坚持认为，陈平原教授称得上“大先生”？
林伦伦：除了刚才讲的“两大一通一正”外，我再补充一点，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他作为一个学者，有这种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该说的话就要说，并没有避讳，用他的话就是明知道说了也白说，但是也一定要说，这是学者的社会责任感。比如说谈到教育，现在很多大学，像北大清华有些排名，说北大出了多少个官，清华出了多少官，北大出了多少个大款，清华出了多少个大款。他认为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或者说很坏的一种社会现象，不去谈北大出了一个对中国社会进程有多大贡献的人，其实应该是谈这个才对。他到中大去给学生们讲的是孙中山“要立志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训诫。所以他是一个敢言之“士”，明知道一己之力未必能够起多大的作用，但是尽管白说也要说，这是我刚才讲的“求正”，一种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这一点我也是佩服得不得了。因为他在文化教育史的社会地位，他的讲话虽然不一定能达到很大的效果，但是还是对很多人有一定的影响力。
他是一个大学问家，同时他是个普通人，这是我们几十年来，从中大读书的校友到现在，相知相交的基础。并没有说他学问做得多大，他的架子就很大。而对潮州而言，我们共同的点是我们“回馈家乡”的共同愿望，使我们这种友谊和友情越来越深，所以合作也越来越多。
黄景忠：他的“大”，还在于历史眼光。我最佩服的是平原教授用治史的方法研究文学。研究某个文学现象，我们经常是放在一个时间链条去考察，它发生了什么事，对后面有什么影响。陈教授是把它放到具体的时间与空间及其有机联系中去考察。他特别注重空间，就是还原当时的环境。比如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谈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学科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从北大的课程设计、教材编写甚至教师的上课讲起，谈教师的观念如何影响文学创作，开设课程的变化及教材的编写如何影响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他会非常重视借助回忆录、信札、日记等私人书写，还有报刊、档案等材料，还原历史，所以他的研究让你觉得有一种回到现场的感觉，有一种在场感，一种历史感。
社科联：所以先生之“大”，不仅仅在于他24卷文集的出版，也不仅仅在于他所拥有的一系列头衔——“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等等，而在于胸襟之开阔、治学之严谨、思想之前瞻性，更重要的，是在于其始终保有的这种“学者的人间情怀”，即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
林伦伦：可以这么说。
小城何以走出“大先生”
社科联：筹备这活动时我们一梳理也发现，潮州这地方，出了不少在国内乃至世界很有名气的“大先生”——饶宗颐先生自是领衔人物，近现代我们还有张竞生、庄华岳、陈唯实、詹安泰先生等，当代又有詹伯慧、曾宪通、饶芃子，今天在座的诸位老师。从整个潮汕地区而言，又有陈春声等名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先生”？
陈平原：其实两个地方的人会更喜欢读书，一个穷的地方，一个富的地方。你会发现江南一带，就是江苏、浙江的人，经商以后他们有成就就会去读书。而特别穷的地方的人为了拼命出去读书，只有读书才能走出去。我记得我跟饶宗颐先生对话的时候，他有两句话我记得很清楚，第一“做学问要有好身体”，他喜欢见面就握你的手，80岁90岁还跟你说他身体很好；第二句话“我家是潮州首富。”他们家是潮州首富，所以才有那样的读书环境。好多人都是上一代人积累财富以后，后面就会转化为另外一种状况——读书。所以儒和商互相能够尊重，在两个地方体现出来：江南一带，另外我们这个地方也算。但我不能说我们这个地方出很多的学人，因为别的地方也出，只是我们总结的时候会强调自己。如果放在全国的话，其实江浙的文风比我们盛。江苏和浙江是出院士最多的地区。我认为是江浙那个地方富起来以后逐渐积累了自信，也积累了财富，然后孩子们才逐渐出来。我们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晚起步的。所以寄希望于下一代人——我们这个地方会出更多的读书人。
社科联：正如您所说，“儒”和“商”的互相尊重，是潮州文化一大特色。潮州其实有很多商人是亦文亦商的，比如饶宗颐先生的父亲饶锷等。文化对潮商也有很大影响。
林伦伦：我讲一位澄海人的故事。带来潮汕地区粤东地区第一个电灯、第一条电话线、第一个电线杆、第一条水龙、第一台发电机的人，是一名华侨高绳芝。他跟他父亲都是举人，都是读了满腹诗书以后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最后选择了去做生意，而且是走工业和商业救国的路。高绳芝后来还支持孙中山同盟会，被追认为烈士，汕头的小公园有高绳芝亭，他是一个又是商、又是儒、又是革命志士的人。
我觉得儒跟商在潮汕地区只是一种偶然的分配、选择而已，其实读书才是潮汕人共同的心愿。小城为什么经常能走出大先生来？就是因为不论贫富，让孩子们读书是共同的心愿。我们说，“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我们有歌谣“生子不读书，不如养只猪”（潮州话），这是农民都懂得的基本道理，读书完了后选择去继续读硕士博士，然后成为教授，或者去搞商业做总裁。很多潮商实际上也是文化人，像凯普集团的管乔中先生、在座的李闻海先生等。
最后去当商和当儒只是一种工作的选择，当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时候，互相帮忙也顺理成章——我本来也是对读书人很敬佩的，我本来也是想读书的，只不过我去做了生意而已。这一点也是陈平原老师文章写过的：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商和儒之间这种互相帮助的典范。
李闻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潮商影响是潜移默化、日常而不觉的。正大集团创始人谢易初先生给他4个儿子起名“正大中国”，正民、大民、中民、国民。谢国民董事长常跟我们讲一个“三利”理念：利国、利民、利企业。先利国，再利民，最后才能利企业，这种精神一直传承下来。
社科联：这是文化对商业影响。地方文化对学人又有什么影响？几位老师都在高校任职，接触国内外的学人也比较多，你们觉得从潮汕地区走出去的这些学者或者是大先生，是否有鲜明的地域烙印？
陈平原：我觉得很难说。他们经常问我：北大有多少潮汕人，我说我不知道。到了大的世界以后，人们更多地强调我们共同的追求，不太会说我家乡是哪个地方——同乡会是商业领域里讲的比较多，在高校里不太讲同乡会，所以我们不能说有特别明显的地域烙印。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特点，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可能比较低调、比较务实，而且比较刻苦，因为我们条件不太好，只能刻苦。刚才说了，还没捡到猪粪的时候别吹牛，所以我们一般来说不是那种夸夸其谈的，潮汕人在外面比较务实比较拼命。但是我也不敢说得太多，因为闽南人说他们也是“爱拼才会赢”。我曾跟潮州的朋友说，你仔细看潮州、温州、泉州是很像的，凡是地少人多靠近海边向外拓展的，他们的文化性格是很接近的。只不过我们放在广东里面，觉得是好像有点特别，可是你放在福建跟泉州来对比，放在浙江和温州对比，会发现很像，都是走出去的，对外的、面海的、讨生活的，而且这些地方都是田地少、人多、山多，所以你就明白很多特点是这些自然环境地理环境促使的。
当然还有一点，就是潮汕人很多是从泉州那边移民过来的，移民线路会影响我们这些地方，但我相信地理和文化才是更决定性的因素。在谈潮汕人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稍微放大一下视野，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跟我们接近的地方。
黄景忠：我现在和吴承学教授在编《潮学集成·文学卷》，收集一百年来对潮汕文学的研究资料。这部书除了对作家创作的研究板块，还有一个板块，就是对潮汕学者的研究，因为这个群体非常有影响力。比如古代文学研究有饶宗颐、詹安泰、罗宗强、郭豫适、吴承学等，现代文学有陈平原、洪子诚、林岗、陈剑晖等，海外华文文学有饶芃子等，他们的研究有什么特点？首先是他们的研究领域集中在文学史、学术史和文体学上，他们一般不赶热点。
另一方面是治学的态度，刚才陈老师说低调，我是认同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庸”，这不是一个贬义词，是一个褒义词。中庸是什么？就是客观、不偏不倚，不会非常极端，用陈老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做学问的时候“瞻前顾后”，瞻前是看前边，知道未来的方向是什么？是什么新生的力量在推动社会往前边走？所以对这种新生力量，你要去理解它，去包容它，甚至去体贴它；顾后是对即将逝去的传统充满温情与敬意，传统及经验可以对未来来加以警示与校正。
陈平原：这方面的评价，应该是其他地方人做，我们自己不好说太多。
小城的精致与局限性
社科联：上回就此问题请教过中大的彭玉平教授，他给的评价也是“务实”。就陈教授而言，走出去之后回望，有没有发现潮州文化对您自身有什么影响呢？
陈平原：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每人都弄一个本子请同学签名，当时有一个广州的同学给我写的话，他用英文写的，大概意思是“潮汕平原是漂亮的，但潮汕平原太小了，”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这个地方很好很精致，但这个地方太小了。这是外地人对潮汕的评价，我明白他意思，是说在他心目中。你算是不错的读书人了，但是格局不够大，这是大地方长大的人和小地方长大的人的区别。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局限性。
我结婚以后，有一个在北京读书的同学跟我聊天，告诉我说，虽然你现在有名气，但你记得你的底子不如夏（晓虹）老师的底子，他们会直接这么说。因为我们在这里长大的人，会受制于我们所接受的信息、我们接受的朋友、我们的圈子、我们的视野、甚至我们的文化基因，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束缚。潮汕人走出去必须有一个蜕变，必须要挣脱原来小地方养成的那种习性。它有它好的地方，他们说螺蛳壳里做道场，但它不够大，就像我们的工艺品一样，今天我们会经常说我们的工艺做得很细，可你要是再看一下大艺术家都不在这个地方成长，你就知道精细、精巧背后的一些局限性。所以我才会说潮汕人要走出去，在保存我们敬业刻苦、我们的艺术感觉的同时，意识到这个地方太小了，世界很大，你才能够做出比较好的。
林伦伦：这就是今天主题的意义——从小城走出去的大先生。为什么能成为大先生？是因为他走出去了。就是说我们不能守着虽然好的、可爱的家乡，有机会一定要走出去，成就一番事业以后，你再回来，像陈平原教授这样回馈家乡，那就更好了。不要墨守我们这一方可爱的家乡，出都出不去。2013年，我们召开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主题就叫“从潮州走向世界”，就是他走向全世界了，也是这个道理。现在走出去很容易了，希望我们年轻人都能够多走出去。
当我第一次到陕西，然后登上秦始皇陵，看到八百里秦川后，从此我不再使用“大潮汕”这个词。潮汕实在太小，我们自己要走出去。走出去后再回来，来给社会做回报，给家乡做回报。我觉得他把《陈平原文集》出版后第一场公开活动定在潮州，就是在鼓励家乡的年轻人，并不是说这里是小城，就出不了大学问家。
“后浪”与“前浪”的长短
陈平原：在赠书仪式上我和伦伦好像都在诉苦，说我们如何艰难地走过来，年轻一辈的他们的经历跟我们的完全不一样。20年前可能大家会同情，现在的学生们听着挺好笑的，但这说法本身是我们的自白，也是一个历史的叙述，但这里面隐含着某种东西，可能年轻的不太能够理解。
我在北大教书，每年新生入学都会给学生们做演讲，然后老师们都会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我的老师也都说我们当年如何辛苦，然后我也说我们当年怎样，学生们将来肯定比我们厉害。说了20年、30年以后，我发现不见得，你看他们好多不如我们。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只是一个假设，后浪上来的，前浪不一定拍死在沙滩上，前浪还可以再往前走。第二，后浪不见得能上得来。每代人要善用自己的才华，善用自己的机遇。比如我们那代人当初学科建制不完善，知识方面的正规学习很少，这是我们的缺陷，但我们横通的能力强。横通就是不守边界，不讲规矩，不受现有学科的限制以后，凭我们的直觉往前追，往前走，往前闯。
而今天比我们训练好的学生们，他们最大的问题是太守规矩。他们都被按照一定的学科的规制，从幼儿园就开始训练。一方面看，他们每个都比我聪明，但另一方面，他们本身的个性，他们的突破能力，他们的横冲直撞的技术还不如上几代，所以我才会说“善用一代人的聪明才智”。我们那一代人读书很容易把人生经验带进来，我们不仅是读字面上的书。我今天跟我年轻的学生们谈话的时候，知道他们的外语能力都强，他们都读的都多，他们的见识也广，但他和现实人生对话的能力不如上面这几代人，所以回过头来告诉大家，要读有字的书，也要读无字的书。人生的苦难也是一种知识，也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积累。
在这个意义上，年轻一辈必须找到自己另外一条路。只夸他们说，你们条件很好，你们读了很多书，这还不够，还必须提醒他们：你们可能会陷在什么地方出不来。
社科联：谢谢各位老师精彩分享。正所谓“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对今天家乡学子，陈教授有什么期望？如果只能用一句话概括的话。
陈平原：小城也能走出“大先生”。
编辑 张泽慧 责任编辑 吴燕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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